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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書質量是志書的生命,是志書的價值所在。方志界對于志書質量問題的討論是和20世紀80年代新編地方志工作同步開展的。據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和家譜文獻中心1999年編《中國地方志論文索引(1981~1995)》載,楊靜琦先生于1983年底發表了《試論新志書質量標準》一文,隨后研究志書質量問題的論文日漸增多。

據《中國地方志論文索引》統計,1983~1995年全國省一級以上地方志刊物上總共發表研究志書質量的論文373篇,其中專門討論志書政治質量問題的49篇,專門討論志書質量標準問題的14篇,專門討論志書硬傷問題的10篇。另據筆者不完全統計,1996~2005年《中國地方志》和全國省一級地方志刊物上發表的關于志書質量問題的論文約220篇。由上可知,1983~2005年共發表關于志書質量問題的論文約593篇,平均每年發表約25.8篇。以上兩項統計均只限于全國省一級以上地方志刊物,市級、縣級地方志刊物,個人論文集,會議論文集,及其他學術期刊及上發表的有關文章不包括在內,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上述統計數字的精確性。另外,因為方志工作自身的特點,在方志理論研究中對其他專題的探討多少都會涉及到質量問題,上述統計主要限于標題談及質量問題的文章。

表1:1983~2005年發表的研究志書質量問題的論文表

年份

篇數

年份

篇數

年份

篇數

1983年

1

1991年

73

1999年

18

1984年

1

1992年

53

2000年

26

1985年

5

1993年

29

2001年

24

1986年

7

1994年

18

2002年

13

1987年

26

1995年

13

2003年

22

1988年

49

1996年

31

2004年

10

1989年

39

1997年

46

2005年

17

1990年

59

1998年

13

總計

593


參照表1,并根據方志工作發展的實際,筆者認為方志界對志書質量問題的研究可大體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3~1986年,是志書質量研究的起步階段,平均每年約3.5篇。第二階段是1987~1994年,是志書質量研究的高峰階段,平均每年約43.3篇;其間1990~1992年較為突出,平均每年約61.7篇;1995年以后總體呈平緩態勢,平均每年21.2篇,其間1997年有較為突出的變化。筆者試圖通過對全國方志界20多年間為提高志書質量所作努力的分析,對以上階段性判斷有所說明。需要說明的是,為了論述方便,筆者在行文中摘引文件篇章并不僅限于上述論文范圍。

第一階段(1983~1986年)

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第一輪修志工作甫一開始,“新志到底要修成一個什么樣的志書?應不應該有個大體的統一標準?”就成為困擾全國方志戰線的一個大問題,因此志書質量問題迅速成為全國方志工作者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因勢利導,在陸續召開的兩次全國性會議上,呼吁方志界加強對志書質量問題及志書質量標準問題的研究。1983年4月,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在長沙召開的全國省志座談會,擬定了《省志理論研究選題》,包括指導思想、方志的特征和作用、體例問題、資料工作、編寫工作5方面同年5月,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又在安徽涇縣召開全國縣志座談會。會議擬定了《方志理論研究參考題》共30項,其中第13項參考題是“論新縣志的質量標準”。這次會議還提出了新縣志應包括5方面內容的基本要求:一要思想性強;二要資料真實詳備;三要突出地方特色;四要講究體例,包括結構、體裁、表述、篇幅4項;五是文風端正。也有人概括為6點:第一,指導思想是否明確;第二,體例是否合體;第三,資料是否翔實;第四,是否體現時代精神;第五,是否突出地方特點;第六,文字是否簡潔、流暢。

1983年10月,董一博在中國地方史志協會第二次年會上,根據在涇縣全國縣志座談會上提出的新縣志的基本要求,對新志書的質量標準問題有所闡述,大體上確定了此后方志界討論志書質量標準的框架。楊靜琦、來新夏、蘇長春、朱士嘉等人陸續發表文章,對此進行討論,有較重要的影響。楊靜琦《試論新方志的質量標準》一文認為,新方志的質量標準包括5方面:一為政治標準;二為資料標準;三為突出特點;四為體例標準;五為文風端正,書寫規范。每一方面均有一些具體的要求。來新夏《新編地方志的標準問題》一文提出,衡量志書有4條標準:一為政治標準,二是論述標準,三是資料標準,四是結構標準。蘇長春《試談新編地方志書的標準》一文認為:一,正確的政治觀點是新志書的靈魂;二,完善的體例是新志書的“姓氏”;三,翔實可靠的資料是新志書的生命;四,質樸的語言是新志書的風度。朱士嘉《編寫新志要把好六關》提出新方志要把好如下6關:一是政治關;二是體例關,注意在繼承基礎上有何創新;三是資料關,力求全、真、精;四是文字關,簡練、樸實、通達、生動、易懂;五是技術關,注意是否進來采用最新科學技術于編寫各種專志之中(包括資料的采集與整理);六是科學性,還有時代性、地方性是否已經得到正確的充分的表述。此后長時期內發表的有關論述新志書質量標準的文章,其內容鮮有大的突破。

在全國方志工作者的積極努力下,經國務院同意,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于1985年4月頒布了《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下簡稱《暫行規定》)。這是社會主義時期新編地方志工作第一個條例性規定,確定了新編方志工作一系列重要原則。《暫行規定》第四條要求:“新方志應當批判繼承我國歷代修志的優良傳統,貫徹‘存真求實’的方針。無論內容和體例,都應堅持改革,努力創新,使社會主義的新型地方志,做到思想性、科學性和資料性相統一。”而且,第七條至第十六條對新志書的類型和名稱、斷限、體裁、框架和篇目、大事記寫法、人物傳寫法、文體、資料、字數、開本及印刷裝幀等方面作出了較為明確的規定。因此,《暫行規定》頒布后立即得到了方志界的廣泛認同,成為方志界的修志準則,對規范全國各地的修志工作發揮了巨大作用。傅振倫在1989年發表《新編地方志質量問題芻議》一文,即提出:“《暫行規定》是編纂新志的準繩,也是檢驗新志的標準。”1990年4月,時任指導小組秘書長的酈家駒也說:“對全國來講,對于質量的基本要求已有基本統一一致的要求,這個基本要求就是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暫行規定》的要求”。

1985~1986年間,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陸續召開了兩次會議,要求方志界樹立“質量第一” 的思想。第一次是1985年5月在西安召開的中國地方志全國規劃會議。會議提出,制定“七五”規劃不但要有數量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有質量的要求。應強調重視質量問題,要樹立質量第一的思想。會議還認為,志書質量能否得到保證,除領導的重視以外,關鍵在于修志工作隊伍的素質。第二次是1986年12月召開的全國地方志第一次工作會議。曾三在會議報告中指出:“各地在制訂編纂新方志的規劃時,一定要注意保證質量的問題,要樹立質量第一的思想,這是制定規劃的出發點,也是歸屬點。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編纂高質量的新方志,一切都要服從編纂高質量的新方志的需要。”董一博《要爭質量第一》一文基本反映了當時方志界的思想走向。

1986年12月,在新編地方志工作蓬勃向前發展的情況下,全國地方志第一次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標志著在開創‘七五’期間修志工作新局面的進程中,開始了一個重要的階段”。此后,研究志書質量問題的文章多了起來。

第二階段(1987~1994年)

截至1986年底,全國已經有一批縣志、一批省志的專志在陸續出版;更大數量的志書的編輯工作正在緊張進行中,很多地方已有了可以經過一定加工就能夠出版的成果。因應修志形勢的需要,方志界對志書質量問題的關注有增無減,不僅關注的問題多了起來,而且認識日漸深化,這也就是表1所反映的高潮階段。《中國地方志》1987年第4期刊發的《〈中國地方志〉選題參考》有助于我們加強這一認識。《〈中國地方志〉選題參考》共確定42項研究選題,其中關于志書質量問題的有3項,分別是第17項為“新編志書的質量標準”,第18項為“資料的翔實系統是志書質量的保證”,第32項是“新志書的質量和出書速度”。不難看出,與1983年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擬定的《省志理論研究選題》和《方志理論研究參考題》相比,《〈中國地方志〉選題參考》向前邁了一大步。

關于“質量第一”

方志界樹立起“質量第一”的思想有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下面,筆者試圖對這一發展過程加以梳理,以增進我們對第二階段發展變化的認識。1987年6月在貴陽召開的西南、中南地區地方志工作座談會認為:“抓志書質量應貫穿修志全過程,不要等到成書時才加以注意”,從而較早提出了修志全過程都要重視志書質量的問題。同年9月召開的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第七次(擴大)會議要求,各地修志工作的領導同志和修志工作者要把質量問題當成志書的生命線,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88年3月召開的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第八次會議提出:“各級修志機構應當進一步明確,把工作重點放到提高志書質量上來,并圍繞這一中心安排各項工作。”

1989年1月28日,中宣部批復同意中國社會科學院《關于新編地方志公開出版的報告》(中宣發函〔89〕013號)。志書可以公開出版,對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極大地推動了全國地方志工作的開展。各地方志機構積極采取措施,切實保證志書質量。據統計,截至1991年底,全國已出版的省、市志的分志和市縣志,總數已達600種以上;60%以上的志書處在纂寫、審定階段。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方志界對志書質量問題的關注在1990~1992年間達到高潮。1990年4月在哈爾濱市舉行的一九九〇年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因應這種形勢的變化,交流保證志書質量的經驗,討論影響志書質量的問題。這是對推進志書質量研究較為重要的一次會議,《黑龍江史志》1990年第3、4期合刊刊登了大會發言及提要共31篇,可窺見會議的盛況。會議提出:“全國方志工作者一定要加強質量意識,切實把質量問題放到第一位,予以足夠的重視。”“各級修志人員要樹立全面的質量觀念,也就是說,在修志的全過程及志書編纂的每一個環節都要重視質量問題。一部志書,從搜集資料、篇目設計、編纂、終審定稿到版式設計、印刷、校對,以及書籍裝幀;從政治觀點、地方特點到資料運用,以及體例、文風的把握,都涉及到志書質量的問題。”劉鳳儀《必須樹立全面的質量觀念》、甄炳昌《志書質量是一個綜合性的指標》等文均引起較大反響。在這次會議上,“全面質量觀念”基本確立下來,從而把1987年西南、中南地區地方志工作座談會上形成的“修志全過程都要重視志書質量”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劉文還提出:“對志書質量實行全面管理,制定各項配套制度”,較早提出在志書編纂過程中加強“全面質量管理”的概念。

在此基礎上,同年10月在大連舉行的全國城市志質量研討會進一步提出:“志書質量是一個綜合概念,是一個總體衡量標準,從組織領導到工作運行,從編纂指導思想到具體編纂業務,從搜集資料、設計篇目到編寫志稿,從政治方向、史實內容到體例文風、書寫規范一直到印刷出版,每個步驟、每個環節都有個質量問題,因此要加強全面質量管理,強化質量意識,保持嚴肅的態度和嚴謹的作風,提出嚴格的要求。”這次會議豐富了4月一九九〇年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提出的“全面質量觀念”的內涵,對方志界有重要影響。翟象坤《關于掌握全面的質量標準的幾個問題》、包益勤《論志稿的編寫及其質量標準》二文均有較為深入地討論。

其后,陸續召開的一系列全國性會議均對志書質量問題給以了高度關注。1992年9月,一九九二年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在長春舉行。會議針對“目前多數單位的工作正處在總纂、審定階段”的工作實際,提出:“編寫志書是方志事業的主體工程,志書質量的優劣關系到本屆修志的成敗”,“保證志書質量是當務之急”。同年5月,華夏地方志研究所在武漢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市縣志編纂經驗研討會,主要討論了志書質量與社會效益的關系。這次會議首先在全國提出“用志”的概念,強調志書質量是通過“用”而得到認可的。1993年11月,在南京舉行的中國地方志協會一九九三年學術年會,圍繞新修地方志的質量問題,作了多方位、多層次的研討。1994年7月,全國地方志工作座談會在山東泰安舉行。會議提出,新編地方志工作是一項系統的基礎性文化建設事業。修志是其中的主體工程,但又不是唯一的工作,不能單打一。在我國大部分縣(市)志正處在編纂最后完成或接近完成的時候,尤其要強調保證志書質量的問題。志書的質量反映在各個方面,但最根本的一條是志書的真實性問題,即所記述的內容和資料是否真實無誤,是否實事求是。

上述關于質量問題的一系列共識的取得,離不開各省市區方志機構的辛勤努力。各省市區均積極行動,如《河北地方志》編輯部1991年3月在石家莊召開了“志書質量問題座談會”,江蘇省同年也召開了縣(市)編寫質量研討會。大多省市還制定了一系列的諸如行文規范、審稿制度等規范化措施,有些省還制定了省志、市縣志質量標準,如遼寧省的《省志質量標準規范》、吉林省的《吉林省志質量標準》、《吉林省市縣志質量標準》等。

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文章還有梁濱久《試談決定志書質量的關鍵問題》、李明《影響我省當前志書質量的幾個主要問題》、蘇長春《消滅“硬傷”是提高志書質量的當務之急》和《增強志書的著述性是提高志書質量的重要課題》、邵文杰《修志工作的質量問題》、俞佐萍《關于志書質量的若干問題》、朱星聯《關于提高志書質量的幾點思考》等文。在志書質量標準問題上,除上述全國城市志質量研討會上提交的兩篇論文外,還出現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如傅振倫《新編地方志質量問題芻議》、張伯齡《論方志質量的核心標準》、李景煜《新志書質量評定標準芻議》、李明和薛興祥《試析良志標準》<等。

關于保障措施

地方志編纂工作是一項具有較強實踐性的工作。全國的方志工作者為提高志書質量,在探索保證志書質量的措施方面作了大量的積極有益的努力。從先前單純強調領導重視,到突出主編的作用、注重業務骨干的培訓,再到加強志稿評議工作、嚴格審批手續、建立志稿驗收制度等,都說明了方志界對如何保證志書質量所作的不懈努力。

1987年9月,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第七次(擴大)會議討論的主題之一就是如何保證志書質量問題。會議還提出了5項供各地參考的措施:一是組織業務骨干結合當地修志工作實際,學習領會中央領導同志講話,統一認識,端正態度,找出差距,明確改進工作,保證志書質量的具體途徑;二是加強對主編(或主筆)的培訓,使主編對于一部合格志書的要求十分明確;三是采取各種形式發揮專家學者的作用,可以邀請專家共同研究志書的體例結構,研究志書各個門類的內容規范和地方特點,爭取有關專家參加評稿、審稿;四是嚴格審批手續,對于政治、史實、保密、體例、文字以及出版等方面的質量,必須從嚴把握;五是對于已經出版的志書,可以積極開展評論工作。

同年4月,全國地方志一九八八年度工作會議在九江舉行,會議主題是以貫徹十三大報告精神,提高志書質量為中心,進行工作匯報和經驗交流。會議肯定了各地在保證志書質量方面采取的5方面的措施:一是實行主編負責制;二是用多種形式培訓修志人員,尤其是注意對主編和骨干編寫人員的培訓;三是十分重視資料工作;四是加強志稿的評議工作;五是省、市一級的修志領導機關實行嚴格審稿把關,建立志稿驗收制度,凡驗收不合格的志書,一律不準出版。

1990年4月的一九九〇年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討論了抓好質量的措施,羅解三《談談如何提高志書的質量問題》、魏橋《關于確保志書質量問題及其它》、禹舜《志書質量的主要問題及其他》、黃勛拔《關于志書的編纂和質量問題》等文從不同方面提出了意見,羅傳勖《加強文字工作是提高志書質量的重要保證之一》、陳樹田《嚴格審批制度確保志書質量》等文從不同環節闡述了看法。會議達成共識,確定了保證志書質量的3項主要措施:一是穩定修志隊伍,特別是重視主編(或主筆)的作用,辦好各種類型的方志培訓班;二是切實開好評稿會;三是切實審稿,嚴格把關,特別注意把好政治關。

1992年9月的一九九二年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提出保證志書質量的措施包括:一是重申全面質量關;二是克服“左”的思想影響,堅持實事求是,提高政治質量;三是加強社會調查,進一步做好資料工作;四是提倡精煉文字;五是大膽探索,勇于創新;六是正確認識并處理好質量和速度的關系。

關于政治質量

1988~1992年間,由于受當時國內外政治形勢變化的沖擊,全國方志界對志書政治質量的關注多了起來,從表2中不難窺其端倪。避免所謂“政治化”的傾向,是胡喬木1986年12月在全國第一次地方志工作會議上,針對新志質量問題提出的一個重要原則問題,在方志界引起較大反響。1989年11月,在湖南岳陽召開的中國地方志協會一九八九年學術年會,對“政治化”傾向的概念、表現、危害進行了討論。一九九〇年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也強調,要特別注意志書的政治質量,“志書是嚴謹的科學的資料書,注意其科學性是完全正確的,但政治性與科學性是統一的,不能把科學性與政治性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那種認為‘志書離政治越遠越好’的觀點是錯誤的。志書的政治質量,不僅表現在志書政治部類的質量,它應該體現在整部志書的各個部類和各個方面。”王田有《要特別注意把好政治質量關》一文對此有所闡明。

表2:1983~2005年發表的研究志書政治質量問題的論文表

年份

篇數

年份

篇數

年份

篇數

1983年


1991年

12

1999年


1984年


1992年

12

2000年

3

1985年

1

1993年

4

2001年

1

1986年


1994年


2002年


1987年


1995年

1

2003年

2

1988年

3

1996年

1

2004年


1989年

3

1997年

2

2005年


1990年

13

1998年


總計

58


1991年4月,一九九一年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在鄭州召開。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如何貫徹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修志原則,保證志書的政治質量;如何提高志書的科學性,使其成為嚴謹、科學的資料書。會議提出當前應引起普遍重視并加以認真解決的問題:一是應加強對舊社會的記述;二是正確記述“左”的影響和失誤;三是充實政治部類的內容;四是提高資料的真實性、可靠性。同年7月,在湖南大庸市舉行的南方八省(區)省志編纂經驗交流會認為:一九九一年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所提出的提高政治質量的要求,確是目前志書編纂中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提高志書的政治質量,必須首先明確衡量志書政治質量的標準,并且要樹立全方位的政治質量意識,既要充實政治門類諸志的記述內容,又要注重其他門類的政治性記述,以提高全志的思想性。”
華夏地方志研究所也接連舉行活動,專門討論志書的政治質量問題。1991年9月,華夏地方志研究所在武漢召開全國第二次市縣志編纂經驗研討會,新方志政治部類編寫問題是會議討論主題之一。1993年9月,華夏地方志研究所發起“華夏筆談會”,主要討論“‘左’的影響與志書質量關系”,后在10月、11月出刊的《華夏地方志研究所通訊》1993年第5~6期上刊登筆談論文12篇,探討了“左”的影響在新方志中的表現、原因及如何克服的辦法。
此外,兩次地區性會議對此也加以高度關注。一次是1992年6月在長沙舉行的中南地區城市志質量研討會,著重研討了有關記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重大活動所涉及的多方面問題。另一次是1992年10月,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城市志指導組在天津召開華北地區城市志質量研討會。會議認為,政治質量是社會主義新方志質量的首要標準,是新志是否具有時代氣息和時代精神的重要標志。
陳元方《注意新編地方志的政治質量》、張志豪《新編地方志要特別注意政治質量》、魯德政《切實把好志書的政治質量關》、孔令士《志書政治質量問題的思考》等文體現了這一時期方志界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陳文對如何記述若干年的“左”傾失誤、“文化大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政治上的撥亂反正與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進行了討論。孔文批評了1983年全國縣志座談會上提出的記述歷次政治運動“三宜三不宜”原則(宜粗不宜細、宜分不宜合、宜略不宜詳),認為這種指導思想對提高志書的政治質量無益,甚至起了束縛作用。該文認為,志書的政治質量是個總的要求,要解決這個問題,須處理好以下3個問題:一是志書在總體上要體現出黨的領導作用;二是適當充實建國前的記述內容,以增強新、舊社會的對比度;三是要充分記述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的內容。
第三階段
截止到1995年6月,全國原計劃的約6000部省、市、縣志書已經出版了2183部,另有編纂完成準備出版的志書1000余部。在這年8月召開的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第二屆第一次會議上,新任指導小組組長李鐵映對已經出版的新編志書質量作了總體評價,他說:“志書質量雖然從總體上講基本合乎要求,但是具體到每一部志書,參差不齊的現象是很明顯的,真正高水平的志書為數不多,提高志書質量依然是一項嚴峻的任務。”他針對不少志書編纂接近定稿階段,特別提出“一定要樹立明確的質量意識,嚴格把好質量關。”
李鐵映同志的講話在隨后召開的兩次全國性會議上得到了很好的貫徹。1996年5月召開的全國地方志第二次工作會議上會議認為,志書質量是新編地方志的價值所在,確保高質量、堅持質量第一,是編修新方志的頭等要務。郁文在所作工作報告中指出:“所謂高質量,首先指志書的科學質量,表現在志書觀點正確,資料豐富準確,體例結構完備合理,充分反映地方特色,內容充實深刻,文字精煉流暢等方面;要求志書真實、全面、系統、深刻地反映地區自然、人文、社會的完整面貌和發展演變軌跡。”[63]1996年11月在南寧召開的全國方志理論高級研討會暨地方志工作經驗交流會議著重討論如何進一步提高新編志書的質量問題。會議達成共識:第一,要進一步認真學習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掌握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同時,也要加強方志業務學習和有關學科理論學習;第二,要進一步提高志書的科學性和真實性;第三,要大力加強社會調查和地情研究;第四,要注意志書的整體性和完整性;第五,要在志書的體例上進一步創新;在志書的編纂方法上更好地運用現代科學技術,逐步實現信息化、電腦化;第六,要重視和支持民族、邊疆地區的修志工作。
各省也沒有間斷推動提高志書質量的活動,如1996年6月陜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在西安主辦了“全國省志專業志質量研討會”;1996年11月,黑龍江省地方志辦公室舉行“黑龍江省全省志書質量檢查暨刊物發行工作會議”。《黑龍江史志》1998年增刊還發表了《關于黑龍江省第一代社會主義新方志的質量問題》的長文。2002年,河南省定為全省史志工作質量年,并舉行了“續志質量暨商丘續志稿研討會”。2004年11月,江西省市縣區續志質量研討會暨江西省地方志學會學術年會舉行。
關于質量標準
1997年8月,全國地方志獎頒獎大會在寧波舉行,方志界對志書質量問題的研究又掀起了一個高潮。下面幾篇文章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明晰這一認識,如王復興《論方志質量管理》、郭鳳岐《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提高志書編修質量的幾點做法》、劉學沛《從本次評獎看提高志書質量的緊迫性》、魯德政《樹立精品意識,實施精品戰略——續修志書初探》等文。諸葛計《檢閱成果總結經驗——全國地方志第二次評獎活動側記》一文總結出了提高新志書質量的一些帶共同性的7條經驗:一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做到準確、全面地認識地情,實事求是地記述地情;二是調查研究,增強志書的資料含量,努力追求資料的全、真、特、新;三是總體上把握地情特點,準確、全面地體現時代特點、地方特點和專業特點;四是注意總結經驗教訓,體現事物發展規律;五是繼承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樹立修志為用的思想,注意發揮新志書在兩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六是樹立出佳志、創名志的目標,發揚探索精神,力爭在思想觀念和志書的篇目、體例及反映地情手法上有所創新;七是注意吸收各方面的專家修志,努力提高志書的科學性和學術品位。
早在5月召開的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二屆三次會議提出,經過十多年的修志實踐和反復討論,方志界對志書質量標準已有基本的共識,應當在制定評獎辦法時,充分加以反映。因此,當年的《全國地方志評獎實施辦法》可被視作對十多年志書質量問題研究成果的高度凝縮。《全國地方志評獎實施辦法》第四條評獎基本標準包括6項:一是觀點鮮明正確,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二是篇目結構合理,體例完備嚴謹,在繼承舊志優良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創新;三是資料翔實準確,內容豐富深刻,認真貫徹存真求實的原則;四是時代特點、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鮮明;五是行文樸實簡練流暢,有較強的可讀性;六是圖表運用得當,印制裝幀精美大方;全書差錯率不超過萬分之一。
與此同時,5月8日,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二屆三次會議討論通過《關于地方志編纂工作的規定》,并自1998年2月10日頒布實施,原《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停止使用。《關于地方志編纂工作的規定》第十一條規定:“編纂地方志要加強調查研究,掌握翔實資料,力求觀點鮮明正確,材料真實可靠,體例完備嚴謹,篇目結構合理,內容充實深刻,段落層次清楚,審校嚴格認真。”[76]可見,《關于地方志編纂工作的規定》與評獎標準大體相當,與《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相比較有了很大的變化,基本可以反映當時方志界對志書質量標準的認識。
表3:1983~2005年發表的研究志書質量標準問題的論文表


年份

篇數

年份

篇數

年份

篇數

1983年

1

1991年

3

1999年

2

1984年


1992年

1

2000年

7

1985年

2

1993年

2

2001年

6

1986年


1994年


2002年

4

1987年

1

1995年


2003年

2

1988年

3

1996年

4

2004年

1

1989年


1997年

5

2005年

5

1990年

1

1998年

2

總計

52


其后,方志界對志書質量標準問題的關注不斷升溫,要求制定全國性志書質量標準的呼聲越來越高,參見表3。2000年5月,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主辦、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承辦的全國志書質量標準理論研討會在長沙舉行。時任指導小組副秘書長賀巍在講話中為會議提供了討論的基礎,他說:“在志書的質量標準方面,我們可以考慮從志書的兩個層面提出九項標準,以編寫的實踐和指導編寫的有關規定為依據從理論上進行探討。所謂兩個層面,就是從客觀上來看,也就是從志書的思想內容方面來說,評價志書的質量,可以有四個標準:①觀點鮮明正確;②內容充實深刻,材料真實可靠;③思想性、科學性和資料性的統一;④地方特色、時代特點突出。以上的四個標準是從志書的性質、特點、功用等方面來考慮的,這是志書的根本,這是評價志書的基本原則;除此之外,從微觀方面來看,也就是從編寫的技術要求方面來說,檢查志書的質量,要從不同的角度用以下的五個標準來衡量:①體例完備嚴謹;②篇目結構合理,層次分明;③語言規范流暢,可讀性強;④圖表設置恰當,統計數字準確;⑤審校認真,差錯率低。”但會議似乎并未就此展開討論。會后形成的《全國志書質量標準理論研討會綜述》提出:“志書質量標準是方志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討論,大家對地方志的資料性具有趨同的認識,認為資料翔實是基本或首要標準,它直接影響志書的整體質量。”會議還認為,不論是從提高志書質量來說,還是從方志現代化來看,制定志書質量標準都是現在必須做的重要基礎工作。不僅要建立志書質量標準,而且要建立修志管理標準、編纂方法標準等一系列相關標準。志書是一種精神產品,不能像工業產品那樣,每一項質量指標都用量化標準來衡量,只能在主要項目、編纂原則和方法上作出統一規定。對于無法作統一規定的具體內容和個性內容,各級和各種志書應根據志書質量標準原則要求和實際情況,自行制定相應的標準,并以定性的方法來表示。這個標準雖具有彈性,但不能偏離志書的基本形式、編纂原則和方法。可參看劉其奎《關于堅持志書質量標準問題的思考》、晏源源《關于志書質量標準的思考》、范銀飛和周慧《志書質量標準的基本問題》、柳成棟《淺議志書的質量標準》、榮華堂和梅森《必須建立全方位檢驗志書質量的指標系統》等文。其后,討論志書質量標準問題的文章還有呂漢光《論評價本屆志書的主要標準》、齊家璐《志書質量標準淺議》等。

自2003年起,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的領導接連作出重要指示,指明了下一階段志書質量及質量標準問題的研究方向。2003年2月,李鐵映在指導小組三屆二次會議上提出了“編寫志書質量指南”的指示。2004年2月,新任指導小組組長陳奎元在指導小組三屆三次會議上提出:“要把精品意識貫穿到工作的全過程和各個環節”。他特別要求,“要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一個評價志書質量的標準體系。”

關于質量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方志界要求加強質量管理的呼聲大了起來。王復興1997年發表《論方志質量管理》一文,提出:“方志質量管理是方志事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方志質量管理貫穿修志全過程,涉及修志各階段。”涉及到10個方面:一是健全領導機構,二是建設方志隊伍,三是強化質量意識,四是明確責任,五是制定質量標準,六是加強業務指導,七是注重規范化,八是抓緊每一個環節,九是重視理論研究,十是搞好方志評論。孫鐸2001年發表《建立續修志書質量管理機制淺述》一文,所謂志書續修質量管理機制,是對志書續修過程中各個方面、各個環節有關質量的活動進行全面、系統、科學、合理的組織、協調和控制等管理的一種機制,包括8項內容:一是人員結構優化機制,二是續修方案優選機制,三是續志編纂責任機制,四是材料搜集與篩選機制,五是志稿內容協調機制,六是樣稿重校機制,七是專家評審機制,八是全程質量跟蹤監督機制。范本龍2003年發表《地方志續修工作標準化之管見》一文,呼吁為完善志書質量評價和保障體系,應盡快制定相關標準并實施地方志續修工作標準化或準標準化。地方志續修工作的系列標準應包括志書質量評價標準、作業(編纂過程)標準、服務(讀志用志)標準3大方面。該文說,這些標準應由權威機構按適當程序適時形成,并在續修實踐中逐步細化、完善。志書質量標準主要包括政治標準、框架(篇目)設計標準、資料標準(文字資料、數據資料、圖片資料、圖表資料、附文資料)、行文標準、版式標準,應具有統一性、權威性、科學性、可操作性及規范的體式。概括地講,應能過政治關、保密關、事實關。作業標準是地方志續修工作的生命線,是落實志書標準的各種內部控制制度的總和,包括地方志續修工作人員配備標準、崗位職責標準、分配制度及獎懲標準、編纂程序標準、評議程序標準及各種管理標準。服務標準是地方史志事業永葆青春活力、得到社會認同的可靠保障。

還有人呼吁在修志工作中廣泛引入ISO質量管理體系。2001年11月,江蘇張家港市黨史地方志辦公室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通過中國方圓標志認證委員會的現場審核。次年,該辦公室繆鳳鳴發表《建立管理體系 提高編纂質量》一文,后又與劉振南、曹麗君合作發表《志鑒納入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的思考與實踐》一文。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是目前廣泛應用于企業管理的一種國際質量標準,能保證企業產品質量滿足顧客要求并得到持續改進。將其納入志書年鑒編輯工作,就是對地方志和地方綜合年鑒的編輯出版過程進行科學嚴密的質量控制,使志書年鑒編輯出版實現規范化、制度化。《志鑒納入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的思考與實踐》一文說,該管理體系在志鑒編輯中的具體應用,一是要按照體系的質量方針要求,確定志鑒質量管理目標;二是按照體系的全員參與要求,把質量目標分解到每個成員;三是按照體系的全程控制要求,把質量目標落實到各個環節;四是按照體系的全面管理要求,形成志鑒質量全方位保證體系。在具體運作中,志鑒質量的保持和持續改進主要依靠“四個機制”作用的充分發揮,一是“控制機制”作用,二是“審核監督機制”作用,三是“測量、分析和改進機制”作用,四是“激勵競爭機制”作用。隨后,曹子西、朱明德主編,陸奇執行主編的《中國現代方志學》一書(方志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出版)吸收了上述看法,并于第八章《志書質量標準》下專設一節,討論地方志工作引入ISO質量管理體系問題。

結語

20多年間,經過指導小組和各級方志機構的大力推動和全國方志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方志界對志書質量問題的認識不斷提高,有關志書質量問題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一方面,各地方志機構的質量意識明顯增強,創名志、出佳志的精品意識也漸深入人心,一些地方還制訂并實施了提高志書質量的一系列具體措施。另一方面,研究者的思路逐漸打開,新的討論視角和新的課題不斷涌現,且新見迭出,志書質量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有了很大的拓展。這極大地促進了志書質量的提高,推動了各地經濟社會的發展,使地方志事業不斷向前邁進。但是,我們不能盲目樂觀,還應保持足夠的清醒。也就是說,目前多數論文只是對修志實踐經驗的簡單歸納和總結,且選題具有一定的隨意性,真正有科學價值的文章為數不多。另外,我們對多年的研究成果還缺乏認真梳理、提煉、升華,綜合性的研究和專題攻關的協作研究意識也有所欠缺。如志書質量標準的討論,雖貫穿新編方志編纂的全過程,但至今未能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質量標準體系。再如質量管理問題,2000年全國志書質量標準理論研討會得出的結論和其后方志界要求引入企業化的質量管理體系的呼聲相悖而行,這種質量管理體系是否適合地方志工作的實際,還有待進一步地深入討論。

時勢不等人。在全國首輪修志基本結束、第二輪修志工作全面啟動的關鍵時期,提高志書質量、堅持“質量第一”的原則,依然是我們工作中一項不可忽視的重要任務。正如陳奎元所說:“對于新一輪的修志工作,要從一開始就要強調質量問題,對志書質量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把精品意識貫穿到工作的全過程和各個環節。”方志界仍需攜起手來,團結協作,解決時代變化提出的新的要求,為編出更多的精品佳志提供更多的理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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